湖北省安陆市公安局因为尝试了一种“花钱买监督”的新措施，引来普遍关注。具体做法是，每年花8万元钱聘请调查公司通过明察暗访、秘密录音录像、匿名电话调查等方式监督民警，调查公司所取证据成为该局处分民警的重要依据。到目前为止，该局通过调查公司提交的调查报告查处了23名民警，违法违纪行为涉及窗口民警吃东西、不按规定着装、警车乱停放、穿警服进按摩店等等。

　　在针对此事的回应中，我们看到安陆市公安局并非把监督的职责全部丢给调查公司，而是“第三方监督”与舆论监督、民众监督相结合，像媒体曝光、媒体举报线索限期回告，每月都请统计局做公安工作群众满意度调查。这至少可以说明此一做法并非不过是大脑的胡为蛮干。

　　社会有质疑，还有直接否定，这代表人们的认识与态度。但客观而言，公务人员的行为不符基本职业操守和规范，予以查处和纠正的方向是对的。政府部门做一件事还是不做一件事，既是方法问题，也是行动意愿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花钱买监督”，也算是展示了寻求解决自身问题、改进工作的努力。

　　但作为一种新的尝试，这里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也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监督为什么需要花钱去买?

　　有种看法认为，法律没有规定政府不可以“花钱买监督”，但权力行为不能混同于其他社会主体的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指向私权，“法无授权即禁止”则指向公权力。作为政府部门，其可行使哪些权力，哪些权力不得染指，清晰度如何，这是“花钱买监督”问题的一个症结。

　　市场社会，花钱就是一种消费行为，基于消费意愿与商品服务提供而达成交易，但对政府部门来说，其花钱行为不能与此等同。政府部门财政主要来自税收，当然主要是用来提高国民福利，搞好公共服务，但也包括维护政府日常的运转维护。这与政府采购、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其他社会公共项目的投入不同，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公共财政范畴。

　　从道理上讲，社会要求政府公开透明地用钱、花钱，应当禁止任何形式的秘密财政使用，但事实上，却常有例外，游离于预算之外的财政支出现象并不少见。在实施者看来，“花钱买监督”可能被视为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行为，因为这是为了提供更好的公共管理服务，目的方向的合理明确。然而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并不是无关轻重。

　　严格地讲，“花钱买监督”并不是一种秘密财政，不是关起门来不为外人道，现在有关注、讨论、质疑，正基于这种行为公开了，只是公开出来的问题可能是始料未及的。从客观的立场出发，我们甚至认为政府并非不可以寻求花钱做事的各种尝试，但关键在于，为什么要花这种钱，能不能这样花钱，需要经过程序。

　　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纪检监督、民众监督、媒体舆论监督等多元方式，但监督有时仍显力不从心。有这么多监督，还要花钱去买监督，原因何在呢?是不花钱的监督没有人做，还是花了钱的监督做起来才稳当?怎样把不花钱的监督做好，这恐怕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本报评论员 肖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