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强拆的新闻不断,官员“雷语”频出,引来网上骂声一片。新华社发了一篇题为《各地频发强拆事件,公众期待出台新法规规范拆迁》的报道,受到了公众的追捧。其实,看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大致就可以不用看内容了,全国各地强拆问题有多么严重,不需要一一列举。要说拆迁法规,在千呼万唤无果后,人们的热情也基本被耗尽,现实教育了人们,仅靠一纸法律规范很难遏制一些地方政府的逐利冲动。就连被采访的姜明安教授也只是说,当务之急是制订新的征地、拆迁法律法规。既然是当务之急,那也就是说不过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地方政府这么热衷于强拆,甚至甘冒拆出人命,丢官罢职的风险,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土地财政,只要卖地就能来钱,政府这一大帮子人就不愁没地方开销;其二,政绩冲动,政绩这个东西本来看不见,摸不着,但变成充满“现代化气息”的高楼大厦就“实在”多了,所谓“改天换地”、“旧貌换新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其三,工程腐败,谁都明白,只要是有工程开工就有了腐败的机会。有这么多的好处,政府为什么不拆迁?一纸法律又怎么能与巨大的现实利益抗衡?而且更严重的是,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各地面临的强拆风险会更大。官员一届一届的换,需要财政供养的人不断增加,可土地不会无限扩张,势必会造成拆迁的频率越来越高,“短命建筑”越来越多,民众在拆迁的狂飙中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不久前,私下里与一位法学专家聊天,他说解决当前中国的强拆问题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当然是尽快出台拆迁法律法规;第二步是建立“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财税体系”和强化城乡规划法的效力;第三步要做的就是强化政府民主决策、民主参与和民主管理的水平。有良心和责任感的学者应该是社会的医生,能够针对社会的病灶开出有效的良方。上医治本,下医治标,标本兼治才是良医。这一剂药方如真能实行应该能根治“强拆”这一当今社会的“毒瘤”。当然,医生的药方管不管用既有医生水平的问题,也有病人体质的问题。中国社会因为有漫长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所以总是有其特殊性,我们期待良方能治病,但我们也不能小视社会现实消解良方的能力,这也就是法律在中国常常频现尴尬的原因。

　　谈到中国的历史就想到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段比较有意思的阶段。在明朝万历年间,大家都知道这位皇帝懒得出奇,多少年都不上朝,以致朝政荒废,大臣们整天混日子,官员出缺也没人补,曾经出现过六部“正副部长”凑在一起仅4人的情况,可见这届政府的治理能力之弱。但偏偏就是在万历年间,明朝的经济发展达到了高峰,我们所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就产生在这个时期,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社会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怪现象”,有史学家分析与那时候的明朝政府“不管事”有直接的关系,政府就那么几个人,还常常凑不齐,哪有心思去管小民百姓的“闲事”?政府不打扰老百姓,老百姓落得自得其乐,自我发展,社会没有乱,国家也没有亡。

　　这里当然不是在提倡无政府主义,但有一点必须要承认,社会有社会自己的发展规律,政府的权力不能试图插手所有的社会管理领域,要想让人民富裕,百姓安居乐业,政府就不能整天瞎折腾,特别是不能折腾老百姓。就像新华社的报道中举的一个例子,人家自己有一间90平米的房子已经很满足了,刚刚装修了没几年,政府就让人家拆迁,逼人家住120多平米的大房子,还得自己掏钱。这样瞎折腾下去,不但民众的权益保障不了,老百姓还得越来越穷。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国民收入问题,不但提出要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比例,使之更趋于公平,而且还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下大力气提高国民收入,扩大内需。这无疑是强国富民的好政策,但是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讲,只要少些自以为是的瞎折腾,让人民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人民自己就会富裕起来,社会自然就会安定下来。(烨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