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维稳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成为基层治理的指挥棒。同时，由维稳引发的不稳定事件也频频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笔者看来，唯有理解了基层维稳的深层次逻辑，我们才能拨开笼罩在基层维稳上的迷雾，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基层治理弱化导致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

　　当前治理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基层政权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造成的，而非基层政府的权力过大造成的，这是目前社会各界容易对基层维稳产生误解的地方，一般认为维稳乱象乃是由基层政权的权力过大所致，其实不然，我在基层的长期调研发现，恰恰相反，正是基层政府的权力过于弱小而非过于强大，导致了治理层面稳定问题的大量发生。

　　进一步来看，为什么会有基层政权治理功能的弱化呢，这种弱化又是怎么样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呢?这一切乃由近期以来基层治理体系的瓦解和重构造成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治理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的权力弱化、职能上收、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落实，成为所谓的“悬浮型政权”，因而，基层社会的大量矛盾和问题无法在基层治理体系内获得解决，而农民则要求更高层级的政府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形成越级上访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形成了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就笔者在基层的调研来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因素是当前稳定问题的主要来源。

　　治理型不稳定问题构成当前农村不稳定因素的主体类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问题要求基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应该强化乡村治权，而不是进一步弱化之。正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稳定问题从治理层面转向行政层面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由治理层面的问题转化而来，因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弱化，问题和矛盾上移，群众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这就迫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之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并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维稳工作方案和考核办法。

　　当前，信访维稳工作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大接访意味着以县为主的维稳工作体制已经形成，县委书记大接访实现了制度化、常规化，许多地方的县级信访局升格为群众工作部，成为副处级单位，而信访大厅则成为县级政府工作量最大的部门。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当前信访考核体制下产生的问题，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使基层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反而不利于问题在治理层面的解决。并且乡镇政府采取非正常手段处理稳定问题，同时，这种维稳体制也被少数人利用，他们利用当前的信访体制要挟基层政府，产生了一批以获取不合理利益为诉求的老上访户，基层政府疲于应付，真正合理的治理问题反而无法得到解决。

　　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

　　从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动机来看，以政治为直接目的的为数极少，绝大多数不稳定因素都是治理层面的问题，并在行政层面表现出来，对政治的直接冲击几乎不存在，当前基层社会的稳定问题以治理型不稳定为主要类型。但从客观影响来看，如果治理层面的问题处理不当，或者处理不及时，将会产生大量的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就笔者的调研来看，在市县乡三级的不稳定因素，不管其主观诉求，还是客观影响，均表现为治理问题在行政层面的表现，到了省里，则会产生一些政治影响，一旦到了北京，稳定问题便脱离了治理和行政的逻辑，而进入到政治逻辑中去。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不同层面的稳定问题呢?维稳体制应该对这些如何作出正确的回应呢?笔者的一个主要建议是，将维稳视为推动官民关系重塑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契机，促进基层官民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建构，完善乡村治权，并最终推动基层政权建设。

　　而当前的紧要工作则是要进行基层治理体制和维稳体制的重构，从社会层面着眼，将问题解决在治理和行政层面，如果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申端锋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