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经验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正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目前，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最新的收入分组，人均国民收入小于9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从906美元到11115美元左右，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又分为两个层次，在906美元到3595美元之间，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介于3596美元到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国家大都分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中亚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高收入国家是美国、日本、西欧发达国家、澳洲以及中东产油国等。自从1989年以来，有16个经济体从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有四个高收入经济体从高收入国家沦为发展中国家。

　　从历史经验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正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例如，韩国在1980年时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时是2074美元，但1995年韩国人均GDP就已达到了11469美元。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76年就接近5000美元，到1984年，日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12年时间。

　　但也有许多国家长期以来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198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671美元，2006年是1123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其他国家做得比较好的，像马来西亚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2022美元，在26年以后的2006年只达到5239美元。巴西在198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068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也只有4369美元。智利在1980年已经达到2835美元，2006年则为6574美元。这里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但一直冲不过11000美元的门槛。

　　目前，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3700美元，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

　　从长期看，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导致进入这个陷阱的根源主要来自政治、经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其中政治方面和人文精神方面的原因是最主要的。

　　一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尤其是腐败问题。腐败导致形象工程和虚假工程，也会导致两极分化。同时，对权力若不能进行有效制约，很可能形成一种权贵社会结构，也就是金钱与权力互相勾结，共同瓜分社会的剩余价值;而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在收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将越来越与上流社会拉开差距，形成一个断裂，这样社会运行就将是十分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需要在维持稳定方面投入较多成本，从而也就制约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提高。

　　二是来自人文精神方面的原因。面子意识和血缘意识浓重，办事处处讲关系，不讲规则，导致法治社会建设难上加难。尤其是缺乏诚信意识，危害更大。目前，面子、血缘、权力三者之间相互勾结，相互保护，共同构成了制约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三角形均衡，或三角形陷阱。在这个三角形均衡中，面子、血缘、权力，三点相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里面子靠血缘和权力为支撑和保护，而血缘又靠面子和权力为坚强后盾，同时，权力又以面子和血缘为扩张手段和途径，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循环和嵌套的结构。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实际的运行法则就是潜规则。中国社会经济运行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首先要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

　　三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原因。虽然中国经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但高增长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而没有体现在质量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高增长也带有一种虚胀的成分，如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和高投入与高污染的存在等都是虚胀的具体表现。

　　中国要想获得长期发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尤其要重点解决好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文精神的改造问题。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第一，在政治建设方面，要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尤其是要推进公开化进程。中国民主制度的设计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民主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而公共行为需要以公共道德为基础。但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国人虽然有私人之间交往的“私德”，但普遍缺乏“公德”。也就是虽然国人在私人之间交往是注重公平和礼尚往来的，但在公共行为中，却缺乏道德支撑，公共意识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若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就有可能导致民主虽有西方的“形”，但实质体现的是中国的“实”。如匿名投票，在国人有私德而缺乏公共道德的情况下，投票就是按关系和圈子规则来投票，而不是按社会正义规则来投票。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民主制度设计必须要结合中国国情，如面子文化的特点等，要尽可能少用匿名制，要尽可能多一些公开环节和协商环节。实践证明，越公开，越有利于实现公正，凡是有不公开的地方，就容易存在暗箱操作和产生一些不好的行为。

　　第二，在制度建设层面，要尽可能制定公平的制度体系。这里制度建设要体现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要对强势利益集团进行有效约束;另一个原则就是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自由竞争不一定导致公平竞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有利于强势利益集团而不利于弱势群体，所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是一条必须要体现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可以不对强势集团进行约束和干涉，但必须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具体而言，我国要建设公平的制度体系，主要有：一是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工人和一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提高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和比重;二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在就业领域要尤其注重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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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人文精神方面，要加大人文精神方面的改造力度，这里重点是要培育主体的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其中在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中，诚信精神又是最关键的。诚信是道德的基础，而道德是社会之魂，也是个人之魂。所以，不管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诚信建设都是最重要的。这里诚信产生有两个重要基础：恐惧和良心。所以，在诚信建设中，一是要加大对缺乏诚信的打击力度。二是要从小抓好公民的诚信教育。三是要大力提倡敬畏意识。所谓“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惧。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深刻的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在2009年4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也强调，要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常思贪欲之害)、程序意识和民主意识。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的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中也强调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第四，在经济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目标。具体在产业选择方面，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要高度重视农业;四是要适度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汽车产业;五是要适度参与国际化进程，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六是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这里笔者建议可在全国征收休闲税。休闲税应根据收入水平来累进征收。但休闲税与其它税不同，它只规定公民应将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休闲，如进行旅游、娱乐、体育锻炼等消费。若公民不进行休闲消费，国家就要将这部分收入以税的形式征收到国库。所以，休闲税实质是一种强制消费税。笔者认为，征收休闲税，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也有利于解决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污染。在经济发展目标方面，要重视国民幸福度的提高。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要变追赶型发展战略为和谐型发展战略。要更加注重就业问题。

　　第五，在社会建设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体育既有利于健身，也有利于释放个人心理压力和缓解社会矛盾。各地应将发展体育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国家要加大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入，要大力发展不同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一个人有工作，就工作，没有工作，就进学校进行学习和培训。这里一个人若没有工作，国家可采取一定的强制形式让其到学校学习或接受培训，而不能任其在社会自由流动。要积极推进完善医疗体制改革，同时国家要大面积普及医疗和医学知识，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掌握更多的卫生保健知识，这对改善医疗问题也是大有帮助的。另外，国家要加大对不良习俗的改造力度，要注重用法律手段解决一些不良习俗问题。国家要健全和完善生、老、病、死四个环节的救助制度，要对弱势群体进行人道主义关怀。

　　第六，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真正变为第一生产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重要举措。首先，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仍有欠缺。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最重要主体。早在2006年,我国就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优势。如何在未来10年时间里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成为摆在所有中国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近年来,中国企业研发投入逐年加大，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自主研发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但与国外同行业优秀企业相比，发展方式相对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仅占0.56%，而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大多数企业中该比例都在4%左右。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3万件，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公司,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缺少核心技术,不仅使我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在最低端,也形成了产业技术上高达40%的对外依存度。其次，科学技术创新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而发展新兴产业的关键是突破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一句空话。在发展科学技术具体对策方面，一是要加大科学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要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要落实责任制，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评估体系。要加大改革力度，要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和科技资源整合、开放与共享。要加强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二是要立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要优先解决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要充分发挥科技工作在建设农村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中的积极作用;要重点抓好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中技术改造和产品质量提高、节能降耗和合理利用资源等经济建设中的迫切问题;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先进科技成果应用的覆盖率和规模效益。高新技术研究要在追踪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抓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另外，基础性研究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要始终不渝地给予特殊扶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批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为未来支柱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技储备。

　　第七，有关企事业单位在设计激励规则和竞争规则时，要注重人本性，要提倡和谐竞争。和谐社会应当提倡和谐竞争。和谐竞争就是提倡在竞争中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和谐、人与人的关系要和谐、人与自身的关系要和谐。这里人与自身的和谐就是人的肉体和灵魂要和谐。也就是我们在设计激励规则和竞争规则时，不能以破坏和谐为代价。和谐竞争实质就是要实现在竞争中达到和谐境界，在和谐境界中促进竞争。激励和竞争只有建立在和谐和人本的基础上，激励和竞争才是长远和持久的。和谐竞争是竞争的最高境界。中国要建设和完善竞争模式，和谐竞争就是目标。

　　第八，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推进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是独特的。一是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而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二是政府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发展离不开人才，这是一个共识。解决人才问题，关键是要为人才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好环境。而在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政府是起主导作用的。三是政府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关键。四是政府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五是政府在意识形态变革方面具有主导作用。六是各国发展的实践也证明，政府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是市场自身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从各国发展实践看，凡是社会经济有良好发展的，政府在其中都起到了好的作用;凡是政府没有起到好作用的，社会经济发展就存在许多问题。七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和关键。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面临的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否则，社会经济发展就有可能是扭曲和高成本的，社会经济运行就有可能陷入到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