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对知识分子地位的正确论断，所提出的“四个尊重”的重大方针，从理论上可以追溯到老祖宗马恩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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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宣言》1968年英文版封面。

　　建国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曾经翻来覆去纷争、论证了许多年。“左”的观点将知识分子定性为依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或是径直给知识分子带上“剥削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帽子，特别是对于解放前的知识分子，更是完全将其与资本家划等号，如“党内大理论家”陈伯达文革中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听到一位记者说起自己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工程师，便立即明确地断言：“工程师，那是资本家。”(《党史博览》2009年第8期《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四人帮对知识分子更是鄙视，把知识分子纳入“地富反坏”等等阶级敌人的序列，鄙称为“臭老九”。

　　打倒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我党最终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结论，对于恢复被歪曲了的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地位和荣誉，产生了巨大作用。这一正确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这一进步，对于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也有人始终不同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近年来网上就时有文章质疑这一论断，如一篇题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的文章便断言这一论断“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是极其不科学的”。此文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不仅理论上错误，而且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颠覆性质疑，而质疑的实质是试图把历史车轮向后拉。这就不能不引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警觉，也促使我们更加认真地学习马恩原著，向老祖宗请教答案。

　　一、《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简短、重要却鲜受重视的话

　　读《共产党宣言》，我感到，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思想脉络上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上承了《宣言》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

　　《宣言》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只有很简短的一段话，过去人们不大注意，更少有人解读。但我认为这段话应当受到重视，因为它对我们认识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和阶级属性有启发意义。

　　这段论述，见于《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文云：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这段引文，引自中央编译局译本。陈望道的译本与此略有区别，文云：

　　有产阶级，已将有名誉的受人尊敬的职业底荣光毁灭了!无论医生，法律家，僧侣，诗人，科学家，都成了他们的工银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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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这两段译文来读，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宣言》这段话。在这段话中，马恩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从业者——医生、律师(法律家)、教士(僧侣)、诗人、学者(科学家)等，这些从业者，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都属于知识分子。显然，马恩的这段话是论述知识分子的。这段话虽然只列举了一部分行业的知识分子，但实质上应视为是论说一般知识分子的。

　　马恩这段话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之后，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所发生的变化。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后整个社会的阶级状况，马恩在《宣言》中有一段概括性的论述，即：“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在这段总的论述之后，马恩又分述了资产阶级时代来临即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发生的种种变化。上引《宣言》所论述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的变化，乃是这种种变化之一。

　　限于主题，马恩在《宣言》中对于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完整情况并没有详论。但仅从上引他们关于知识分子的简短文字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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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共产党宣言》手稿一页，头两行为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手笔。

　　二、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在《宣言》这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话中，马恩显然是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即剥削阶级的异类的。马恩的意思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职业，原来在封建社会中都是带着神圣的光环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那些神圣的光环都没有了，这些知识分子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或曰工银劳动者。

　　此即马恩所说的资产阶级时代来临之后阶级对立已经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之一。

　　那么，从马恩这段话中，我们能找到哪些他们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的信息呢?首先，可以确认，马恩肯定没有把他们所提到的那些知识分子算作资产阶级，而是明确指出这些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工银劳动者)”。这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分子，第一，不是资产阶级;第二，是劳动者，是脑力劳动者;第三，是雇佣劳动者，或曰工银劳动者。

　　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者，既有体力劳动者，也有脑力劳动者。马恩在这里提到的这些脑力“雇佣劳动者(工银劳动者)”，显然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者的一部分、一个类别。他们可称为“脑力雇佣劳动者”。所谓“雇佣劳动者”，当然也就是受资本家剥削的人。因此，这些知识分子也是被剥削者。

　　在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上，《资本论》也有类似《共产党宣言》的论述，文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444页)

　　这里明确指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劳动产品的创造者，都是处在被雇佣的地位，亦即都是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脑力劳动者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工人。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人应当重视马恩这两位老祖宗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

　　列宁根据自己的观察，从某些特定角度出发，也谈过知识分子问题。如列宁曾分析说：

　　知识分子在各个阶级中间占有特殊的地位，就他们的关系、观点等等来说，他们是依附资产阶级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寄人篱下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因此他们又依附雇佣工人。(列宁《书评》，见于《列宁全集》第四卷第177、178页)

　　这是列宁从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关系的角度，通过考察俄国知识分子得出的一个看法。在列宁看来，同是资本家“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在这段论述中，在列宁所谈及的关于知识分子地位的各种因素中，我认为，知识分子处于何种经济地位显然是最重要的，即知识分子是否与资本构成雇佣关系，显然是最重要的。因为阶级是以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但不是简单地、绝对地以贫富来划分)，列宁本人对此即有精辟的论述。细酌列宁这段话，可以发现，列宁所说的“依附资产阶级”，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一些“关系”(家庭出身等社会关系)和“观点”上着眼的，而且也仅仅是从这两点上着眼的，而并非是给知识分子定阶级属性。列宁并没有否定《共产党宣言》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没有把知识分子硬定为资产阶级。列宁实际上是看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的——他说，“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寄人篱下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因此他们又依附雇佣工人”。这里所说的“寄人篱下的雇佣者”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马恩在《宣言》中所说的被资本家“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工银劳动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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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列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与马恩的分析相同及相联系(有同有异)的信息：一、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受雇佣者;二、在某些方面与体力工人那样的雇佣劳动者有一定的区别。对于第二点信息，我想应该说明：这“一定的区别”，终究还是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区别。此外，还应注意一点，中俄两国的国情有同有异，两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也不尽相同。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进步的、跟随共产党走的，是先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爱国、进步、革命这几点上，在世界知识分子之林中是堪称第一等优秀的。具有深刻比较眼光的大学者季羡林曾这样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爱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季羡林《谈国学》，华艺出版社，第107页)

　　综合马恩和列宁的论述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虽然劳动特点不同，但都是雇佣劳动者(工银劳动者)，知识分子是靠脑力劳动吃饭的脑力雇佣劳动者。这是基本情况，基本的结论。但对这个结论也不应做绝对化的理解。实际上，马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脑力雇佣劳动者是就总体和主流而言的，不能完全包括全世界各地、各时的所有的情况，因为拥有生产资料、获取剩余价值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我们既不能否定总体和主流，也不能一概而论。

　　三、“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上承了马恩的思想

　　读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关于脑力劳动者的论述，我感到，我党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是与马恩的思想有着内在继承关系的，在思想脉络上是完全相联的，是上承了马恩关于知识分子本身并非资产阶级，而是脑力雇佣劳动者的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是我党对马恩思想的继承、发展和中国化的解读。

　　目前学界研究成果显示，在我党领导人中，最早认为知识分子具有工人阶级属性的是刘少奇同志。早在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少奇同志就提出了这一思想。新中国刚成立时，他在全总召开的文教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说道：“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就是工钱劳动者，即自己没有生产工具，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取得工资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来源者。”接着分析说：“工钱劳动者有两种：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因此，被雇佣的职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教员也是。”他还具体举出了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编辑、演员等为例，说他们都是工钱劳动者，也就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少奇同志这篇讲话的结论是：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刘少奇《在文教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10月11日)少奇同志的论断，显然源自《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显然继承了马恩的思想。

　　对于知识分子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位置和特点，少奇同志也做了分析。他说：“无产阶级中心是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又说：解放前，知识分子如工程师虽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资产阶级较接近，在思想上受其影响，但他们“出卖劳动力”，“基本上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少奇同志的这些话中，有继承列宁对知识分子分析的元素，但基本的框架还是对马恩思想的直接继承。少奇同志又说，“不要因为他们较接近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受其影响，而就将之划成另一个阶级，不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是很错误的，必然要产生极大的危害性，就会分裂工人阶级”。在少奇同志看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本质，而他们由于职业特点等原因，在思想上受到一些不良影响，乃是支流，不是本质。同时，少奇同志还提出了若不把知识分子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的警示。这个警示后来不幸应验。这从反面证明了少奇同志论断的正确性。

　　对于阶级分析方法，历来有些同志有片面理解，喜欢单纯以生活水平的高低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认为穷当然就是工人阶级，生活好些肯定就是资产阶级，故此，便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生活好的资产阶级。对于这种误解，少奇同志指出：“要懂得，不要光看表面，光看生活，聘请就是雇佣，大学教授挣几百斤米，是无产阶级，而农民、贫民只挣几十斤米，生活很苦，但不算无产阶级，只是半无产阶级而已。”这个分析，曾使有些农民出身的同志不大高兴，但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与马恩的阶级分析方法一致的。

　　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复杂的原因，少奇同志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正确观点而与毛泽东同志保持一致。此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做专文论述，此从略。

　　解放初期的若干年内，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大体就是少奇同志所论述的那样。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决定还特别指出，高级职员，如工程师、教授、专家，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也就是说，把他们也划入了工人阶级范畴。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一决定，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高层领导集体的共识。(转引自于光远《〈我的父亲齐燕铭〉序》，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第62页)

　　当时，我国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还存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这一规定，把当时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知识分子明确地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划分，其根据显然来自马恩，与马恩关于知识分子是脑力雇佣劳动者的论述相一致。1950年五一劳动节前，中共中央宣传部拟订了“五一口号”，经过刘少奇、毛泽东先后审阅，向社会公布，其中有一句口号是：“向全国为人民服务的知识界致敬!”(《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张素华文)这个口号的确定，显然是以我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为根据的。有了这个根据，当时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被致敬”的崇高的政治待遇。

　　那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该怎样定性呢?这时的社会，已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知识分子不仅完全凭自己的劳动吃饭，而且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其阶级属性无疑地更应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试想，马恩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尚且视为雇佣劳动者，而没有视为剥削者，中共中央又明确规定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怎么可以反倒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呢?再试想，倘若真是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凭自己的脑力劳动吃饭，并对国家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例如倘若将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马寅初、费孝通、孙冶方、梁思成、蒋筑英、罗健夫、钱钟书、季羡林、任继愈、袁隆平等等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实际上，在“左”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他们的确大都曾被划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岂不是天大的无理和不公吗?总之，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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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谈到了我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的错误，他说：“回想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是认识不足的，见事迟了。”所谓“认识不足”，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认识到马恩列特别是马恩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的重要性，没有承认或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总体来说是脑力雇佣劳动者这一事实，特别是没能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性质，因而也就没能及时确立和敲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观点。

　　为纠正我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错误，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陶铸、聂荣臻等一批领导人做过相当顽强和持续的努力。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论断与少奇同志三四十年代的论断，与解放初党中央的论断相衔接、相一致。1962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在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中又讲到：“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放在人民的队伍当中。”陈毅、陶铸、聂荣臻也在会上指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并提出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次广州会议，被认为是一次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会议，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人民的脑力劳动者”之冕。遗憾的是这一正确主张没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文革中，这次会议被诬蔑为“是一次替资产阶级分子‘脱帽’，让反动‘权威’出气的黑会”。(市文联造反组织编印《北京市文联1949——1966年5月大事记》)

　　小平同志是支持广州会议的正确主张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小平同志更是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共产党的一支可靠力量”。小平还强调说，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小平这实际是在强调说明，知识分子决不是剥削者，不是资产阶级。小平论断的分量是巨大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石。

　　江泽民同志根据现代社会的新特点，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做出了新的表述，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说：“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这是与时俱进，对知识分子地位做出的新论断。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重要地位，已非往日可比。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又代表我党提出了“四个尊重”的重大方针，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个方针体现了对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等一切劳动者的尊重。

　　从《共产党宣言》到少奇论断，再到我党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定论，再到“四个尊重”的重大方针，其思想脉络是贯通的，清晰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努力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已经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

　　回眸知识分子被划为“臭老九”而名誉扫地、尊严扫地的岁月，不胜唏嘘。是小平同志带领全党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论，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生，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今天，我们重温马恩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梳理从《共产党宣言》到“四个尊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会更加有助于科学地认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有利于贯彻党的“四个尊重”的方针。(李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