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反映人的本质的“实践”看作历史的逻辑原点，将科学的实践观作为自己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依据实践本身的内在基本要素与逻辑建立了一套结构严谨的人类实践系统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按照实践的逻辑不断“实践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包括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列宁及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做出了各自特殊的贡献。

　　一

　　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是更好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

　　迄今为止，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与认知通常都是按照列宁所说的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角度去进行的。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继承性的角度看，这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笔者以为，这一认识不够准确、全面，关键是它没有从“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原点出发，从实践的要素与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逻辑去思考问题，因而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学说和理论体系的本质、内在逻辑、全部价值及其对人们行为的影响，都取决于和生发于其理论支点，即核心概念和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从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石建立的理论体系，这一本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决不象一切旧哲学那样，主要是对前人及同时代的优秀理论进行抽象的、纯学术的改造，而是以人类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为基础重新审视全部可资借鉴的理论，按照实践的逻辑，根据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原则彻底改造即有的理论体系，从而使自身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人最深刻的本质是人的实践活动，人类世界的历史表现为人的实践史。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正确认知其理的思想体系，它把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自己整个理论大厦的逻辑原点(这一逻辑原点即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现实的原点，它是内含着唯物主义，又高于旧唯物主义的崭新的原点)，依此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这一自身的理论基石，并以此基石做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和基本方法，按照实践的内在要素与其内在的逻辑，生发出紧密相联的四大基本组成部分:即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理论、实践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人类实践史的规律、实践价值理论，它们共同构筑起了结构严谨的人类实践系统理论。

　　1.从人的实践本质出发，马恩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作为一切理论研究的根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决定了它的全部理论必然“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认真研究人们实践活动的“现实前提”，全方位地了解与把握人类历史与现实、矛盾与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以及对人类实践史规律的科学总结等，都离不开最初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考察与研究。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绝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只把它看作是一种直观客体，而把它看作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关注、收集、考察与整理本国与他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各国的国情、民情、历史事件及时代之情(如《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无疑是以此为基础的)，并且在研究成果中将自己的知、情、意融入其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基础的研究，主要是要回答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是什么”的问题，在实践中指导人们“这样做”。

　　2.马克思主义是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来观察世界的，因此它能够真正理解物质与意识之间客观的辩证关系，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的统一，从而在哲学领域实现将唯物论和辩证法真正有机结合的伟大变革，建立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更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实践观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像一切旧哲学仅仅是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因为这是实践观的应有之意。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找到了实践的主体──无产阶级，使得“改变世界”成为可能。有史以来，哲学与实践主体第一次有机结合在一起，“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1]。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是以革命和批判为主要目的的实践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马恩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主要是要回答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为什么”的问题。在实践中指导人们“怎样做”。

　　3.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的实践史。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基础，创立实践的世界观就是要进一步正确认知人类实践史的规律，从而具体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都是马恩对于人类实践史的规律研究，三者紧密地交融在一起。

　　以科学实践观为指导，唯物主义终于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逐出了社会历史领域。人们开始真正理解社会物质是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的，以及意识的反作用;理解社会的有机系统;理解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理解阶级为什么会产生，阶级斗争为什么会不断发展变化并最终将归于灭亡;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等等。

　　马恩对人类实践史规律的研究，主要是要回答人类社会“是如此”的问题，在实践中指导人们“如此做”。

　　4.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其鲜明的价值取向——为着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其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其最终的目的与核心。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是实践的价值论，它是从人的实践活动，从人的劳动出发来考察价值问题。更确切地说，它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出发点的实践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是马克思阐述人类实践史规律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其建立自己价值体系的奠基石，因为它内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价值、价值的创造、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价值模式以及人类的价值理想等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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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恩对实践价值理论的研究，主要是要解决人类社会“应如何”的问题，在实践中指导人们“应当如何做”。

　　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组成部分即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四大内在基本要素(包括人们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人类实践史的规律、人们的实践价值)的直接体现，它们之间有机、有序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

　　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石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系统理论，其内在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是“一块整钢”，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不存在截然的学科分类关系。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理论就是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于一身的“有机交融体”，一块“全息胚”。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中都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给实践系统理论搭建了一个结构严谨的科学的架构，但它还不是一个完善化了的体系，其完善化只能通过整个漫长的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复杂、曲折的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来实现。

　　以实践系统理论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系统，而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又必然表现为“实践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由密不可分、不断交互作用的两个方面所组成:

　　1.理论回归实践达到现实化。以科学实践观为理论基石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它绝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作为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的理论，无疑有着时刻“回归本原”，回归实践，回归现实的“强烈愿望”，正由于如此，马恩将自己的学说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他们及其后继者们通常都是真正的“实践家”。其实践的全部内容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2.理论自身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以活生生的人类“实践”作为自己理论的逻辑原点，这就确保了其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性，确保了它必将成为内在有机、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成为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理论体系的最大特征就是“实践”统摄着整个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实质上都与科学的实践观及实践系统理论融为一体。而科学的实践观与实践系统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大车轮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推动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化”进程的两个方面之间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这种矛盾运动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进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但由于马恩在世的时候资本主义尚处于不成熟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未到来，因此从总体上讲，马恩当时的主要注意力是要搭建起整个人类实践系统理论的框架，完成其理论体系各种“抽象的规定”方面的任务，而伴随着共产主义运动成功的具体实践而展开的以理性具体为主要特征的实践化进程，则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实现的。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各自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进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共产主义运动史就会发现，其历史进程总的轨迹正是大体按照马克思主义四大组成部分，即实践的四大内在基本要素逻辑地展开着。

　　二

　　列宁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系统理论成功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但在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里主要完成的是一个理论家的工作。列宁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与科技发展诸方面与马恩所处时代均有很大不同的历史环境，加之当时俄国的国情也与马恩所设想的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度有较大差距，为了实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变为现实的历史性转变，并进而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所面临的首要与中心的任务就是正确认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包括具体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与条件)，正确认知与把握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以此作为不可动摇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各种机会主义和错误思潮进行激烈的理论论战。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贡献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而取得的。

　　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有六个方面:①帝国主义理论;②无产阶级革命理论;③无产阶级专政理论;④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⑤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纵观列宁在这六个方面的理论成果不难看出，这些成果取得的关键在于正确认知了新的时代──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为此他撰写了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核心的具有重要历史性作用的著作，以大量丰富的原始材料及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经济特征、社会基本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依据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列宁精辟地提炼出正确认知社会生活实践基础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2]。

　　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与俄国革命时代相比，虽然同样处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其历史任务又有着较大的的区别:首先，他们已经不需要花费像当年俄国革命者那样大的气力去从理论上回答“要不要进行”与“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因为十月革命已经用成功的实践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被看作“纯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是有实践结果为根基的真理了。成功实践的巨大力量，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使其行动有了具体的“历史坐标”，另方面又使榜样的力量极易成为僵死的教条。其次，旧中国不但资本主义的总体发展水平相对低下，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而且其经济成分与阶级矛盾异常复杂，中国革命具有显著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的特点。上述矛盾决定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就是如何实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这一“结合”任务完成的关键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指导反对教条主义以及解决中国具体、复杂的历史任务时，成为一种更易理解与“操作”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应当说，毛泽东思想完成了上述历史任务，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的进程。具体地说:

　　1.毛泽东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言简意赅的、具体的、动态的、直观生动的、易于“操作的”方法论——实事求是，它是唯物论、辩证法与认识论的有机统一，并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方法论。

　　2.毛泽东将辩证法发展为一种更具实用性与指导意义的实践的辩证法、认识的辩证法。毛泽东的《矛盾论》一文是在对大量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活动反思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精辟地指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他强调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仅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第一次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分析与解决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体系。此外，他还紧密结合具体的实践，生动地阐述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

　　(三)毛泽东同志将认识论具体“改造”为实践的认识论。为了深刻反思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指导撰写了《实践论》一文。文章结合具体实践详细论述了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论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特点及其辩证关系，论述了“唯理论”、“经验论”及“左”右倾机会主义同具体实践运动之间的关系，并且论述了人类认识以实践为主轴的发展的全过程。此外在对具体实践的反思中提出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的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确立，其意义就在于我们党把人民群众这一历史的主体具体引入了实践过程中，引入了认识论，引入到具体的工作方法之中。由此，使历史的主体从抽象向具体的过渡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由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各组成部分丰富与发展为易于理解与“操作”的方法论，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便在理性的具体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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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壮阔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方法论具体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诸方面中，体现在各种具体的思想、原则，路线、方针、政策之中，体现在各种策略之中，体现在各种精妙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领导方法之中, 由此确保着中国革命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四

　　当一个国家的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一定程度时，革命的对象从一定意义上讲就逐步开始发生变化，因为此时虽然在国家的许多方面与领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旧社会的痕迹，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此时的社会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创造物”——是无产阶级按照马恩的设想与自身理解的创造物。因此，此时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更多地要从自身去寻找。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处于这一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主要是需要根据自身已有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性的“自我反思”，甚至是“自我否定”，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寻找新的更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即是说，此时邓小平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大量已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实践史的规律。

　　要想重新认识马恩未能预见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类实践史的规律，首先必须解放思想。针对新的历史环境与任务，邓小平及时提出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实质上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具体体现，因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自我否定”是辩证法的最高体现，具有“自我否定”的理论体系才是最具生命力的理论体系!

　　上述历史条件及其需要解决的矛盾也决定了邓小平对辩证法运用的特点:在坚持必要的矛盾斗争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矛盾同一性中矛盾双方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关系的理解与思考。如他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揭示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相互渗透的关系。他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思想，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也揭示了二者之间相互渗透与贯通的关系。此外，他关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的论断，关于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等，都体现与贯穿着相互矛盾着的事物之间互相贯通与渗透的思想。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史的规律，邓小平借鉴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的发展水平与条件，即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并在思想方法上借助于对于相互矛盾着的事物之间互相贯通与渗透思想的深刻把握，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也要“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论断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史规律的理论。

　　五

　　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优于其他学派价值理论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直接建立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实践价值理论，而非只是抽象的理论学说。以人们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决定了这一理论必然以实践着的人为主体和关注的中心。劳动者阶级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因此马恩对他们的创造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出发所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成为实践价值理论的基础，以此为基点他们推导出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推导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以及它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的历史命运，进而勾画出理想社会的远景。实践价值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即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理论、实践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人类实践史的规律理论紧密相连，它所要回答的主要是 “应如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理论也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进程中，在人们对各种价值的普遍追求与实现结果的不断比较、反思中才能逐步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我国与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接触、交流、渗透与碰撞不断加强，其最终表现为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各种价值关系。就国内来讲，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利益关系简单、单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等多种形式。围绕着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各种价值问题，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先从大处着眼，给出了大的思路与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出发点和归宿等。但更加具体、全面、深入地思考与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则需要以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各种矛盾充分展现，并且通过矛盾的解决而取得巨大成就为前提。这一历史任务落在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肩上。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当代表达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奋斗目标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三句话的内在核心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已论及过，但深入分析起来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又有着较大的区别：其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丰富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的反思，因此，它内含着已被证实并将进一步被证实的现实的力量;其二，三句话都是以鲜明的价值追求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由于这种表达是在大量实践基础上的高度提炼，其更加具有直接、现实的指导意义则不言而喻;其三，三种价值追求的并列提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它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当它被写入我国宪法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价值追求已成为活生生的、完全融入具体的现实生活的活动，使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使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实践论

　　1.“与时俱进”与“求真务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价值目标理论。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领导中国人民飞速发展的改革实践，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对世界的“改变”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实现的前提，一是人的思想与行动必须具有时代性、动态性与具体性，要与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紧密结合。二是它必须以现实的人的欲望与需要为出发点，以人的利益与价值的实现为落脚点。三是它是以人的创新活动为基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指向、最终结果与落脚点都应是与时俱进的。

　　胡锦涛于2004年1月进一步指出：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求真务实”，因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胡锦涛为什么将求真务实提到“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的高度呢?因为求真不易，务实更难。如果只求真而不务实，求真就失去了它内在的意义。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就是要把每一件事都具体落实到实处，不讲虚话、套话、大话，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工作，即“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着眼于见实效、见实绩，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价值目标理论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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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学实践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价值模式理论

　　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价值模式。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最大特点就在于紧紧聚焦于“价值问题”上：因为它将“以人为本”作为自身的核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此外，它强调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是说是为实现最合理、最有效、最有“价值”的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模式理论。当我们党将社会和谐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时，表明我们党直接将人民与人民的利益，将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置于了关注的中心。这个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是一个人们的利益得到充分满足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们党把 “三位一体”的建设，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建设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虽然都从不同的角度讲到社会生活，讲到人的利益，但“社会建设”的着眼点直接指向了人，指向了活生生的、完整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人。社会建设直接的对象是人，直接服务的是人的生活、人的需求、人的欲望、人的利益，直击价值问题。

　　科学实践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价值模式理论在理性具体的高度实现了实践的主体与客体、实践的理想与现实、实践的目标与过程、实践的动力与机制的统一。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之大成

　　我们党对价值问题高度的关注度，直接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系统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它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之大成，把我们党倡导的基本理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系统凝练地整合在一起。它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它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中华民族的的创造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具有巨大的作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5.

　　[2]列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13.

　　[3]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34.

　　[4]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73-374.

　　该文原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