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干部群众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编译体会

　　中央编译局最新编译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选材更精当、译文更准确、编排更合理、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和学习读本。两部文集出版发行以来，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被列入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的第一批学习书目，短短3个月时间销量就突破12000套。这必将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贴近大众、深入大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为此，中央编译局的编译人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译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

　　创新编辑体例——

　　文集内容少而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博大精深、典籍浩瀚，一般读者很难全部通读。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应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群，选编适合不同需求的文集、选集和单行本。

　　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一部收文全面、规模适中的文集，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精编本、浓缩本。它不仅要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而且要为理论工作者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基础文本，所以选编的原则是既要从整体上完整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要选文精当，内容尽可能少而精。文集的编译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拟编为70卷的浩瀚文献中精选出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编为10卷，并对《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手稿等篇幅较大的著作适当做了节选，较好地处理了专业需求与大众需求的关系。

　　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主要面向一般党政干部和普通群众，其编辑原则是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内容少而精。为此，编者采用了按专题设卷的新编辑体例，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共计3000多万字中精选出150万字，分专题编为5卷：《论马克思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论无产阶级政党》。这五个专题紧紧扣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怎样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着重反映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对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为了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列宁专题文集》采用文献选编与重要论述摘编相结合的形式，精选各专题范围内列宁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同时从未入选的列宁著作中摘选与本专题有关的重要论述和名言警句，编成“重要论述摘编”。这种文章与语录相结合的编辑形式，使各专题卷既体现了列宁相关思想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又突出了重点、精简了篇幅，便于广大干部群众阅读和理解。

　　提高翻译质量——

　　译文更加明白晓畅

　　为使广大干部群众更容易阅读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译人员在提高翻译质量上狠下功夫，力求使译文既确保准确性、权威性，又符合中文表达习惯，鲜明生动、通俗易懂，更具可读性。

　　例如，《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原译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这里的原文“die Kleinbügerei”是带贬义的“小资产阶级”，并没有反动的含义。当初译为“小市民的反动性”，是参考了俄文本的译法。此次根据德文原文，并参照《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将“小市民的反动性”改译为“小资产阶级”，不仅使译文更为准确，而且让读者更容易理解。

　　再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原译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把语言界定为“感性的自然界”，显然不合逻辑，令人费解。此次校译纠正了原译的错误，改译为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这就合乎逻辑、通俗易懂了。

　　又如，《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原译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这里的关键词“beherrschen”有“统治”、“控制”、“支配”、“占统治地位”等多重含义。在表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时，将其译为“统治”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表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将其译为“统治”就不太恰当了。此次新译文改为“支配”自然界，更准确地表达了原意，也更符合汉语的表述习惯，便于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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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资料题注——

　　便于准确理解原著

　　为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原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除了正文，还编入了内容丰富的各种资料。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各卷均附有编辑说明、注释、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和名目索引等，第十卷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列宁专题文集》各卷均附有编辑说明、注释和人名索引。这些详备的资料，为读者检索、查阅和理解原著提供了便利，使经典著作更加平易近人、贴近大众。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编译工作的一个重要创新，是为收入文集的每篇著作编写了导读性的题注。以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虽然也有题注，但只限于说明著作的写作过程和出版流传情况，对著作的内容和观点很少介绍甚至没有提及，难以满足读者需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对题注作了较大修改，用简练的文字概述每篇著作的主要观点，帮助读者掌握原著的要义和理论精髓，具有较强的导读性。《列宁专题文集》的题注都是新撰写的，而且放在每篇著作的首页，导读作用更为突出。在撰写题注时，编者注意突出列宁著作中那些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尽量采用列宁的原话，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地提示每篇著作的核心内容和理论要点，以帮助读者抓住重点，准确地理解列宁著作的思想精髓和理论要义。

　　坚持“以我为主”——

　　突出文集中国特色

　　以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都是根据俄国人编的各种版本编译的，资料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俄国人编写的现成东西，其中有一些内容明显不符合我国读者的需要，有些史料和观点甚至是错误的。此次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强调“以我为主”的原则，突出文集的中国特色，力求在中国人编的文集中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在俄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十五卷中，俄国编者为马克思用英文写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加了这样一条注释：“俄国海军上将根·涅韦利斯科伊1849—1855年率军远征黑龙江，其目的是考察黑龙江邻近地区以及库页岛和乌苏里地区。东西伯利亚总督尼·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积极参与了这次行动。俄国对黑龙江地区缺乏了解是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没有明确勘定中俄边界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远征绘制出了该地区的精确地图，还收集了一些有关地理和人口方面的颇有价值的资料，为1858年瑷珲条约确立中俄边界奠定了基础。根据瑷珲条约，俄军占领了从额尔古纳河直到其河口的黑龙江左岸地区。”很显然，这是从俄国的立场出发曲解历史，为沙俄对我国的侵略行为寻找法理根据。我们在根据原文校订正文的同时，对这条注释进行了认真审核，根据我国的立场修改为：“《尼布楚条约》(1689年)签订以后，历代沙皇政府觊觎中国的黑龙江地区，图谋夺取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沙皇俄国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加紧其侵略黑龙江的活动。1849—1855年，俄国海军上将根·涅韦利斯科伊率领武装人员侵入黑龙江下游，建立侵略据点。随后，在东西伯利亚总督尼·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的指挥下，大批俄国侵略军闯入黑龙江地区，对黑龙江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地区实行军事占领。”这是“以我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中捍卫了我国的立场，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

　　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题注一般只介绍各篇著作的外文版包括俄文版的出版流传情况，而对中文版则不予提及。为适应我国读者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者在修改题注时特意增加了对一些重要著作最早的、最重要的中文译本介绍，以帮助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的传播情况。例如，《共产党宣言》的题注增加了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宣言》曾有多种中译本。《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30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了华岗翻译的中译本; 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成仿吾、徐冰翻译的中译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博古校译的中译本;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纪念版的中译本;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成仿吾的中译本。”这就突出地体现了文集的中国特色，较好地满足了我国读者的需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为加强理论武装、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教材。学习、研究、使用这两部文集，应结合实际、与时俱进，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实际运用，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焕发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王学东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人民日报》2010年07月21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