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是理论问题，涉及解释模式;是实践问题，涉及应用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相对固定的几种模式。其中，无论是一种模式发挥主导作用，还是几种模式同时发挥作用，它们总要呈现出相互区别的整体独立性。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不开这个“结合”的总体框架。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言说方式和实践方式可能很不一样。笔者认为，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先后产生过“启蒙-解释”范式、“民族-本土”范式、“大众-人本”范式。

　　一、“启蒙-解释”范式：用马克思主义启发民众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蒙-解释”范式，通过通俗地解释马克思主义文本启发民众，提升民众的思想觉悟。这种范式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启蒙维度，在理论上要求合乎实际地阐发经典文本，在实践中要求社会精英教化广大民众。它采用的通俗化表达，迎合大众的理解习惯，推动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到社会生活的底层。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把其中的“通俗化”当作“大众化”的代名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断裂有关。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思想发展史，可以说，存在着“真空”时段。所谓“真空”，是说在思想的新旧更替之际，缺乏普遍性、权威性的思想体系。当时，尽管五花八门的思想或主义纷至沓来，但实际地缺少真正的哲学，缺乏稳定成型的大众思想范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融入中国的大众情境。于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序幕徐徐拉开。

　　然而，经过上千年的封建儒学思想浸润的中国，要成功地引进诞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产生现实影响，需要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根据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以及民众的欣赏趣味和理论吸纳能力，有选择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学说。这种工作，虽然谈不上是有目的地、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步尝试。因为，要让陌生的理论为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首先必须进行理论的移植和嫁接，将当时人们还感到生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中国的大众场景，产生新的文化景观。由此决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只能运用“启蒙-解释”范式。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完成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历史性飞跃。而改变世界的革命化实践，如果脱离无产阶级即人民大众，便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争取无产阶级即人民大众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就是它的大众性。充分展露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性，需要架设从理论到实践、从理论工作者到人民大众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对理论的解释。在民众还未充分激发出理论兴趣、缺乏深度反思自身生存境遇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采用“启蒙-解释”范式。

　　在中国的“启蒙”时代，广大民众的生存尚处于“自在”而不是“自为”、“自觉”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译著和国外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译著陆续出版，开启了理论移植过程。于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些进步青年深入到工农群众中间，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大众化的开端。运用“启蒙-解释”范式移植理论，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定向解释，并且首选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学说。因为，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出于对解放之术、斗争之术的需要。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制度失范导致思想失范，直至社会混乱。因此，那个时代迫切需要能够解释现实、整合大众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学说。这样一来，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大规模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往往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诸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人民群众理论。在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应当首推李大钊。

　　在“启蒙-解释”范式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者加进自己的理解，用他们所掌握的观点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以李大钊为例，他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初步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脉络，认识到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他是我国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封建复古思想的第一人。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他以大量事实论证宗教、哲学、风俗、习惯、道德、政策、主义等都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指出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圣道、王法、纲常、名教，都要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需求而必然发生变革[1-1]。他又说：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宇宙进化，是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1-2]。李大钊的这些言论，充满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而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都有自己的解释。

　　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除了转换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更有一个理论话语的透明性问题。理论话语不同于生活话语。对于社会大众来说，理论话语是不透明的，难以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样带来话语的非透明性问题。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传播，摆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面前。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武装，不是轻而易举的。在上个世纪的旧中国，民众生活困苦，更缺少文化。把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哲学加以通俗化，便成为民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为此，沈志远、陈唯实、冯定、胡绳等许多同志作出了艰苦努力。尤其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堪称是开拓性的贡献。通过他们的通俗化叙事，马克思主义更加贴近民众。

　　当然，通俗化不是大众化的全部，通俗化走向极端就是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启蒙-解释”范式之下的通俗化，适应当时中国文化水平落后的大众情境，适应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由浅入深，由局部、简单走向系统、有序。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打下良好基础和开辟基本路径。他们确立的“启蒙-解释”范式，至今仍为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采纳和运用。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范式主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阶段。它突出了知识精英的作用，也强化了对知识精英的依赖，却可能湮灭大众的创造性，甚至剥夺他们的自主性。

　　二、“民族-本土”范式：让马克思主义融入民族土壤

　　马克思主义要成为当代中国的普遍思想意识，仅仅依靠“启蒙-解释”范式解决“进入”中国大众层面的问题是不够的。它必须充分地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大众情境，变成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和有效掌握的理论武器，化作他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为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解决接踵而来的一系列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的思维逻辑与我们民族固有的思维逻辑之间的“视域融合”问题，如何满足新的大众面对时代性发展提出的理论需要。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作出新的理论创造，由“启蒙-解释”范式过渡到“民族-本土”范式。这种范式使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融进中华民族，构成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对新的时代情势、新的生存境遇提出的新问题提供解答思路。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现实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本土”范式的基本框架和操作模式。它促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推动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与大众文化走向现代化，并且总结当代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使之升华为普遍的文化精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本土化叙事。它关注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现实、中国民众的生动实践，通过“民族-本土”范式，进一步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叙事，毛泽东是光辉榜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说明中国的现实，特别是把中国革命的现实经验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国无产阶级的话语体系，他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有学者指出：将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赋予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蕴涵的特殊规律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形成一整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它既非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简单复归[2]。毛泽东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完成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形成标志，发挥了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引入先进理论，针对实际运动创新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的产物。

　　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启发我们：如果不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远离人民的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社会实践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不可能的。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最实际的问题。只有紧紧抓住时代发展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融入“大众情境”，永葆其生命力。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从实践层面讲，就是探讨革命、建设、改革的主要矛盾、基本途径;从理论层面讲，就是反思当代中国大众的生存境遇，总结出普遍性原理。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叙事，就是基于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通过创新进一步认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指向表征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蕴。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叙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构建民族化的话语体系。这不仅是表达方式的改变问题，更是“视域交融”的解释问题、文化的融合问题，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华民族化密切相关。

　　当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之时，传统的大众话语和大众文化场景就面临着被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的中国“大众”文化面向现代化而得到重构，最终冲击、整合、提升中国的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征服了中国大众，占据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能够积极回应和有效解答中国社会的主题。这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无法办到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下，中国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开始走向大众，干预生活，重塑自身形象。在与多家思潮的互动中，中国传统哲学完成了自身现代化的第一步。

　　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交融，逐步发现自身应该而且可以担当的现代化角色。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主性开始增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许多相通之处，构成中国社会和中国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坚实的文化基础。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新的文化意义的中国大众情境建立起来。已被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所主导的大众情境吸纳传统哲学的有益成分，也相应地提升了传统哲学的现代品质。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化，是同步又相向的。在“民族-本土”的范式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化相当程度地通过类似宋明理学那样“出入佛老”的方式来实现。许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精英，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人、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中走出来的。毛泽东所具有的、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修养，帮助他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化。他善于运用中华民族的话语解释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改造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如儒家哲学中的“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等思想，经过他的改造和发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表述。种种类似的改造和解读，使儒家哲学的许多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用，赋予马克思主义更加民族化的形式和内容。

　　在“民族-本土”范式之下，大众化的技术方法是民族化表达。在“启蒙-解释”范式之下，大众化的技术方法是通俗化表达。通俗化表达是指语言的生活化，向日常生活、底层群众靠拢;民族化表达则指向民族文化，向民族思维、欣赏、阅读习惯靠拢。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命题、成语、典故、格言解释现代哲学原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谈到对立统一规律，引用《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谈到认识战争规律，引用《孙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矛盾论》谈到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例举《水浒传》所讲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这些都通俗地揭示其中蕴涵的哲理，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唯物辩证法。

　　三、“大众-人本”范式：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并且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社会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遇到许多新的问题。

　　观念的进步，需要修订和完善已有的理论。在现时代的语境中，我们曾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应该有所改进。如果说，“启蒙-解释”范式解决马克思主义“进入”大众情境的问题，“民族-本土”范式解决马克思主义融入民族土壤、被大众深刻理解和实际运用的问题，那么，“大众-人本”范式则解决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过一代代的传播、解释、应用和创新，在保持其固有精神的前提下，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而不断变革。这一方面是思想理论的移植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思想理论被重新理解和被重新诠释的过程。同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众，另一方面也是大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新观念，重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建国初期，我们沿用革命时代的理论和做法步入新的时代，未能及时转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题，致使大众化演变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扭曲了民众精神和民族精神，直至发展成为相互伤害、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对时代的变迁、大众外延的拓宽，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被教条化，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改变。而大规模、强制性、灌输式的大众化，又势必导致严重的个人崇拜和民众思想的僵化、枯乏。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模式和基本理论有了崭新变化。根据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社会阶层分化愈益广泛，大众越来越普遍化的现实，邓小平理论转换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主题，将理论的大众化传播转变到理论本身的大众性诉求，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着眼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开放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理念，开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篇章，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凸显“人-大众”的价值与主体性，反映人民实践的深度与广度，弘扬大众要求全面发展的本性。

　　在“大众-人本”范式之下，马克思主义如何保持其固有的本性——人民性和大众性?答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解放思想，摒弃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事物，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实践证明，如果一种理论所倡导的社会发展方式、社会管理制度，能够让民众得到更广泛的权益保障，那么这种理论将会深入人心，获得民众的广泛理解和普遍认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样出色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突出民众的主体地位，强调大众的权利主体性和责任主体性。而在现实生活当中，许多公职人员、特别是某些领导者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缺乏大众意识、大众观念和大众维度。其实，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真正承担者，又是世间事物的最终根据。但是过去，我们较多地关注大众以外的世界，较少地关怀大众本身的世界。现在，我们身居新的历史阶段，理应更多地关怀大众的生活，关注普通人的命运。

　　“以人为本”的理念肯定人民大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本质地位。它要求我们革除现实生活中违背人性发展的问题，不断推进人(大众)的全面发展;要求我们重视大众作为人的共性与个性的差异，将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不断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尊重每个人的合法权益、能力差异和创造个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相比较从前的社会处于统一的泛政治化状态，今天的社会则处于逐渐分化的多元状态。由此决定“大众-人本”范式的基本主题不同于其他范式的基本主题，即由大众化传播转为大众化诉求。

　　秉承“启蒙-解释”范式和“民族-本土”范式的方法，落实“大众-人本”范式的操作，就要在多样化的理论格局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逐步形成当代中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方针和一元主导、多样发展的理论格局，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成为扩大影响、赢得人心、强化地位的重大文化行为;就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当代化的解读。这是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过程。有所突破，就是敢于突破前人的理解模式，纠正前人的种种误读，放弃经典理论中不再适用的具体结论，广泛吸收近现代以来先进思想家和进步学者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崭新成果。有所创新，就是着重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深入把握和切实回应前人没有遇到、现实需要解决的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展示其真理光辉。

　　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大众化要求。理论为大众所掌握，才能产生实际效用。这只是大众化的一个方面。大众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以大众的生活实践、大众的利益诉求为观照对象，反映大众的生活、大众的利益、大众的理想，形成人民大众自己的理论。因此，大众化既是方法，还是理念和根本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二者的完美统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3种基本范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3个主要侧面或3种基本维度。它们深刻地影响着现当代中国大众的思想和行为。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3种基本范式仍然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袁 谦.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1[-1]，151-152[-2].

　　[2] 陈 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169.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