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主要阐述了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关系和地位的理论，这一理论对我国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仍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尤其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理论。随着我国经济成分比例的不断改变，中共十七大报告也基于此理论多次提到了分配 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合理、高效、公平的分配制度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小康社会的实现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理论是他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基石，也为他的《资本论》创作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这篇1857年写的文章里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并论证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当然，还包括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概括等。虽然这一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但对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这一理论时重要采用了批判的方法。首先，马克思批判了“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即“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特别，全体因此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认为，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因为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另外，马克思还批判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把生产和分配看作同样重要的观点，认为这是最庸俗不过的。他主要批判了经济学家李嘉图把现代生产的本题当作分配而不是生产了理论。李嘉图的这一理论从表面上看和现实生产情况十分相同，因为生产资料、利润以及产品等的分配确实可以体现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生产的背后隐藏着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等，而在分配这一环节上能充分反映出这一点，这也是有些如李嘉图的经济学家把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颠倒过来的理由所在。但是马克思认为这是表面现象，他认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有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所以马克思说：“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后，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马克思最后也得出结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之间的一定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生产决定消费、分配和交换。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忘记它们反过来对生产的影响“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 “消费的需要决定生产。”总之，生产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又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同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理论指南，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实行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及由此决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与逐步完善，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生产成分中占据了愈来愈大的比例，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方面的理论，这就是生产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分配也必须跟随着变化。随着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不在分配制度及分配与再分配的效率、公平方面及时做出调整，它就会反过来影响甚至阻碍我国的社会生产，我们的分配制度也就不能充分体现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

　　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讲到分配制度时一方面强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整顿分配秩序。”这一点是对分配制度在质上的调整。按劳分配制度是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如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不有所调整，依据马克思生产分配理论中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将影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正逐渐影响到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分配制度的调整。另一方面，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点是对分配在量与范围上所做出的调整。市场经济的实施导致我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而且愈来愈严重。而公平、高效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对于调节过高收入、减轻我国低收入群体经济负担、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和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说，公平、高效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认为，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制度会反过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样，与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分配制度会反过来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制定一种基于我国社会基本情况，与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制度，而且它也会反过来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进步，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分配理论的充分利用，体现了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的生产分配理论对我国分配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知道意义，而合理的分配制度又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小康社会的实现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也间接地体现了马克思生产分配这一理论在当代的重大意义。

　　首先，合理的分配格局调整有利于拉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呈现消费不足，出口居高不下的现象，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劳动力成本太低。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就应大力提高劳动力价值，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又能有效促进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外，分配格局调整有利于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已经成为我党的执政理念。而要真正贯彻落实这一理念，就应努力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保障水平，确保居民收入真正与经济发展同步。

　　其次，合理、高效的分配制度能够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分配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方面。低收入群体居多、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些都是一些不稳定因素，将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为社会所容的个体财富创造和获取活动少，人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你抢我夺、相互争斗上，社会总体创造和可以分配的收入也会随之减少。因此，收入分配不能导致两极分化，而要促进人民的共同富裕，有利于社会和谐。而且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意味着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改善了经济增长的环境，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整顿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减小贫富差距，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安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最后，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将有利于小康社会的实现。首先，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够反过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外，我国小康社会实现的关键问题在于“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的解决将有力促进我国二零二零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而合理、高效的分配将有助于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进而逐步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我国连续出台政策，比如免交粮食税、减免学杂费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也是对再分配公平的充分体现。把收入分配从直接的物质收入领域，扩展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对特殊人群的救助，如养老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制度，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农村各种医疗、低保等，让公共服务的普照之光在城乡均等地照耀，达到全民共享。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讲到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党的十七大大进一步高度重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已经成为维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长治久安的基石。这也充分体现了合理、高效、公平的分配格局对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