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哲三是日本共产党前主席，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郑萍受本报邀请，就日本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有关问题采访了不破哲三先生。

　　不破哲三，1930年出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他16岁加入日本共产党，曾任钢铁产业工会联合本部书记，1964年当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1969年初次当选众议员，之后历任日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长，2000年任中央主席。他担任日共领导人期间，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理论创新，先后主持修改了日共党章和党纲。2006年1月，在日共二十四大上卸任党主席职务。现任党中央附属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不破先生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熟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又紧密结合现实，撰写了大量简明易懂的研究著作。他的著作论点尖锐，涉及范围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科学、文学等。

　　通常不使用“日本化马克思主义”概念

　　郑萍：日本共产党自1922年7月成立以来，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您是日本共产党前主席，党中央附属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请您谈谈日本共产党的基本研究方法。

　　不破哲三：首先我想就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用语上的不同，说明两点。其一，日本共产党在表述我们党的党纲、党章时，通常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而不使用“马克思主义”。这是1976年在党的第十三次临时代表大会上决定的。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我们认为，无论多么伟大的前辈，也不能把这种理论与特定的个人的名字相连接。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其内容也需要历史、科学的检验，而不能把先人的言论当做金科玉律。

　　第二，还包含与苏联式的马列主义划清界线的意思。当时我们党与苏联共产党已经进行了长达十年以上的公开论战，在这过程中，我们痛感那时苏联所说的马列主义是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和实践的理论表现，整体都需要根本性的再检验。这当中还存在避免将列宁对马克思的解释绝对化的问题。

　　其二，我们努力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分析日本以及世界的各种问题。这种努力的结果就体现在日本共产党现在的纲领中。但我们并不把这种纲领的路线、思想称作“日本化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学说，无论在哪个国家研究，只要它具有真理性，其研究得出的成果也就具有普遍性。我们中央党校的学习科目中，第一科目是科学社会主义，学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第二科目是党纲，学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日本和世界形势加以结合具体化的内容。我年轻时曾读过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比喻成“矢”和“的”的关系，他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句话我很有同感。

　　补充一点，在表述党的立场时，我们不使用“马克思主义”，但平常也并不是绝对拒绝这个用法。所以，与中国同志交流时，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共同语。

　　不破哲三的代表作品有：《邀你读古典》(全3卷)、《马克思的生命力》、《通读〈资本论〉》(全7册)、《马克思与〈资本论〉》(全3卷)、《恩格斯与〈资本论〉》(上下)、《马克思、恩格斯：革命论研究》(上下)、《列宁与〈资本论〉》(全7卷)、《讲座〈家庭、私有财产以及国家的起源〉入门》、《历史唯物论研究》、《讲述日本共产党新纲领》、《关于党纲理论上的突破点》、《讲述日本共产党史》(上下)、《对日本共产党的干涉与通敌记录》(上下)、《我的战后六十年》等。

　　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本身，不依赖后人的解释

　　郑萍：日本共产党十分重视经典研究，我也看到过许多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著述，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不破哲三：日本共产党对经典研究的基本态度，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一贯的态度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章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不依赖后人的解释。以前，苏联等的教科书式的解说、定义很多，但我们一概不以那些为前提，而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文章进行研究。

　　我举几个事例。比如，历史唯物论有一个重要概念是经济社会结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在日本曾经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即使今天的日本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争论。有人认为这个概念中，马克思所指的只是“经济基础”本身，而有人则认为指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找出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使用这个概念的全部事例，进行了全面考察，研究了他最先使用这个概念时的文章情节、他想要表达什么。因为这个概念在《资本论》中使用得非常多，所以特别详细研究了这本著作。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概念并不是指社会的某个部分，而是站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上针对社会整体提出的概念，表现了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社会。

　　第二，“在历史中读”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有三层意思。

　　首先，这是常识性的做法，无论读什么著作、论文，都要抓住它的历史主题，即它想弄清楚什么问题，它的历史环境、前提以及背景如何。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本身，在他们的人生中也经历了很大的历史性发展，因此，需要全面追踪他们的理论的历史性发展过程。比如，虽然他们较早地就成为共产主义革命家，但他们对共产主义目标本身的认识也发生过很大变化。初期阶段，他们把目标格式化，提倡财产的共有，并没有区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写《共产党宣言》阶段，他们才明确提出生产资料移交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中心问题，但对于生活资料该如何处理，还不明确。直到《资本论》阶段，他们才明确解决了生活资料的问题，提出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

　　这样的理论自身的发展，在他们理论研究的全部领域中都可以发现。特别是初期阶段，正如他们自己用“急风暴雨”来形容的那样，其理论发展，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急剧的变化、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事例。这本书写作的时间极短，不足一年，但草稿生动地记录了其间他们关于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理论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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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成熟阶段的著作，比如在《资本论》这本著作及其草稿中，也体现了马克思不满足于当时的到达点，而不断探究、摸索的姿态。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理论发展——包括《资本论》这样的理论财富在内，进行了毕生不懈的追求。我们应该从他们的立场来思考他们的理论业绩。

　　“在历史中读”的第三层意思是，要掌握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至今的历史与自然，以及相关的人类知识的发展和变化。在关于世界观的问题上，这一点尤为重要。

　　首先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意义重大。马克思恩格斯从事革命活动的19世纪后半期，正如他们自己反复说过的那样，时代特征之一就是自然科学的急速发展。然而尽管这样，人们关于自然的认识还存在很多空白。在当时的欧洲，不断召开自然科学家的国际会议，甚至讨论到人类认识的极限问题。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列举出的人类不可认识的问题有生命现象、意识和精神问题、物质的基础、宇宙的起源等。恩格斯驱使辩证法和唯物论对这些空白部分进行了大胆的推论。到现在为止，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进行的理论性推论，很多已经被科学实践验证。以前被认为超越了人类认识极限的问题，也正在被逐步认识和解决。这些都可以说是人类知识的重大发展。

　　关于历史唯物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有几个新发现。我认为关于国家的起源问题特别重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最早出现的国家是古希腊的城市国家、奴隶制国家。他认为这在文明史上是在铁器时代发生的。但是，后来随着对东地中海地区的考古挖掘，对那里出土的文物进行解读，证明在东地中海地区，早于古希腊的城市国家之前，就有国家和文明存在，即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600—前1100年)。这些国家的特征，是很多共同体整个向专制君主纳贡的剥削形式。我认为这近似于马克思研究了亚细亚古代社会后称之为普遍的奴隶制的形式，在文明史上是青铜器时代。如果这种社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也曾经出现过的话，那么，这就自然地表明，普遍的奴隶制就不只是亚细亚的特殊现象，在世界史上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是拉丁美洲、欧洲、亚洲都具有的普遍性。中国殷朝也是青铜器时代，它们的特征非常相似。我想强调的是，把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人类认识的发展准确地纳入我们的世界观非常重要。

　　全面研究列宁的理论遗产

　　郑萍：近年来，许多日本学者对列宁进行了研究。您能谈谈对列宁理论遗产的认识吗?

　　不破哲三：我认为对列宁的理论遗产进行全面研究十分重要。以前我们是通过列宁读马克思，这是很普通的学习方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大部分领域都有过相当系统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经典作品进行了解释。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列宁的解释就是最完善的，因此，抛开列宁的解释，客观地进行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理论活动中，碰到许多具体的矛盾，于是我们就开始尝试着对列宁的理论进行客观的斟酌和检验。

　　对列宁个别论点的探讨，我们较早就开始了，但全面研究列宁的理论活动，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

　　我们的一个研究课题的名称是《列宁与〈资本论〉》，从1997年开始到2001年截止，在杂志上连载43回，内容不只限于《资本论》，对经济学、哲学、政治论、革命论、社会主义建设论、国际外交论等领域都进行了检验。通过研究，一方面，重新确认了列宁的理论贡献之大。他的业绩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在众多的错误理论、潮流横行的背景下，坚决重振并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核心;在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际担负了马克思恩格斯未曾经历的复杂的多种课题，创造、发展了解决问题的理论;他能够正面迎接比马克思时代更高度发展的新的资本主义阶段，完成了阐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这些都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同时，列宁的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曲折的尝试和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特别是，通过整个研究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从1917年至1920年，既是列宁在实践中面临许多困难的时代，也是他的理论活动中的“荒废的时代”。这里说的“荒废”，与列宁的理论性代表作之一《国家与革命》有深刻的关联。我把1920年11月之后称作列宁“最后的三年”，在这个时期，列宁的理论活动精彩地复活了，或者说是恢复了活力。这个时期列宁的成果表现在：从把市场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转变为大胆地提出并实践通过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线——新经济政策;准确地把握住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体制共存”的动向，积极地展开和平共处的外交活动。另外，在列宁的指导下，彻底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活动，提出争取多数者的方针、统一战线政策等划时代的方针。虽然由于生病中途不得不中断，但他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进行了可谓“殊死的斗争”。

　　这样，在把握了整体情况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解决列宁在关于马克思的解释中出现的误解。

　　《国家与革命》中的问题：革命论与未来社会论

　　郑萍：如您所说，《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的重要作品，您认为这部作品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不破哲三：革命论和未来社会论，也就是革命路线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理论问题。我先谈谈革命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从国家论开始谈起，认为暴力革命是普遍原则。但我们认为这个解释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革命路线特征是有出入的。

　　马克思开始活动的时候，当时在欧洲，通过行使普通选举权由国民选出产生议会的国家只有瑞士，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实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比任何革命家都更加重视在革命过程中争取那种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因此，在议会和选举制度更加发达之后，他们对各国革命运动状况和任务进行分析时，非常重视分析那个国家是否存在由国民选出的议会、议会是否拥有议会的权限。特别是对于国民通过获得议会多数操作政治的国家，他们就有意识地追求通过获得议会多数进行革命的路线。

　　只是，我们之所以能读解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现在几乎可以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献的缘故。但我们查遍了在列宁活动的那个时代能够读到的文献，都没有找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通过获得议会多数进行革命的问题的文献。

　　另一个问题是未来社会论。自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之后，社会主义运动中，在谈论未来社会时，分成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两个阶段来谈的看法变得很普遍。但是，这种两个阶段论却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谈到过的。列宁读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分配问题时，分成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进行论述，于是就把它与国家论联系起来，提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论。但这种把产品分配方式的不同和国家论联系起来的方法，是值得斟酌的。

　　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个。从分配方式的角度来规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的想法，后来，具体地发展成为战时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但我们认为这里也存在列宁对马克思的误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充分论述了分配论，是为了批判拉萨尔的“公平的分配”论的错误。马克思在紧接着的文章中注明道：“前面就分配论展开了深入论述，但这是为了批判拉萨尔，我们不能以分配论为中心来描绘未来社会，未来社会的中心必须放在生产问题上。”这样，在谈到未来社会的建设时，强调了必须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为支柱。

　　关于马克思的未来论，《资本论》的第三部分析，未来社会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我们认为，从《资本论》的这种分析当中，可以看到未来社会的核心是人。

　　就生产品的分配问题而言，至于未来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将经过哪些阶段等问题，这是非常有灵活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要把特定的分配方式规则化的想法。

　　通过研究，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理论领域中，迄今研究得最少的，是未来社会论。理由有两点：其一，苏联成立后，人们一般地认为，一种社会模式已经建立，没有必要再追溯到马克思去研究。实际上，苏联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谈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论，基本上就是对当时苏联实际实施的制度的解说。另一个理由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哥达纲领批判》进行了明确、全面的解释，因此人们普遍地认为，未来社会的相关理论问题已经解决了。

　　如果再追加说一点的话，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实际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们的观点是预测性的展望，至于他们追求的是什么，还有必要更全面地进行探讨。

　　关于列宁的问题，我还想介绍一点，那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这并不是想探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不是错了的问题，而是因为与列宁的时代相比，世界的形势发展到更新的阶段，我要谈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认识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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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准备新党纲的过程中，碰到一个问题：分析当代各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时，使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论的规定是否合适?更具体地说，把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一律地称作“帝国主义国家”是否合适?

　　列宁写《帝国主义论》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试图阐明大战的原因。他最终认识到的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它的侵略性将越发加强，同时，由于对地球上的殖民地划分已经结束，因此，为了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因为是这样一个时代，所以经济上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不容置否地会产生分割殖民地的要求，也必然会诉诸于战争，这样，“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这个等式就成立了。

　　但是现在，殖民地体制已经瓦解，无论哪个国家，公然地想要拥有殖民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然，现在仍旧会有一些国家采取帝国主义的政策，但我们认为，把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作为依据，于是把所有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一律都界定为帝国主义，这也不是很恰当的。

　　所以，我们得出的定义是：“在原则上不允许殖民地统治的当今的国际秩序下，界定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其标准不应仅停留在那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是垄断资本主义，还应根据它的政策和行动是否系统性地表现出侵略性来进行判断。”

　　21世纪是变革即将到来的时代

　　郑萍：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挫折。正如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日本再次引起关注所象征的那样，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也有很多人在思考人类的去向。您在2009年的著作《马克思的生命力》中，运用了包括大量的自然科学的成果，从“唯物论的思想家”、“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未来社会的开拓者”三个方面，对马克思这位巨人的思想进行了阐述。请您再谈一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以及在当今世界的反映。

　　不破哲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的展望，一直是个难题。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主观条件固然重要，就客观条件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评价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的严重程度。

　　19世纪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欧洲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展望直接联系了起来。他们把反复出现的恐慌看做是危机的成熟。他们采用各种形式论述了社会革命，但他们强调，无论社会革命开始于哪个国家，必须是德国、法国、英国一起成为革命的先锋，才可能期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认为，欧洲革命成功之后，才是亚洲等不发达国家跟随在发达国家之后，走独自的道路。众所周知，恩格斯看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跃进，又看到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深化，于是评价说社会主义就在眼前。但是，这个预测也没有兑现。

　　20世纪时，列宁把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看做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接近。于是认为，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即将到来。

　　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前辈们的这些评价，在谈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问题时，对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的结论都下得过早了。

　　21世纪的当今世界，我们预感到这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即将到来的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利润至上主义的矛盾，加进了各种新的形式，正在考验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存续下去的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急剧增长，从根本上威胁着地球环境，而这个问题对资本主义来说，将会成为比反复出现的恐慌更致命的问题。

　　我们把世界分成四个群组，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谋求社会主义的国家、亚非拉国家、旧体制崩溃后的苏联、东欧国家。我们认为，本世纪，在这四个群组中变革的条件都可能发展。即使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变革也必定成为现实的课题。我们期待着在21世纪较早的时期，能在日本开始发生变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