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笼统地归于科学技术，明确提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造成了生态问题。长期以来，西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总是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和工业化，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具有“原罪”的性质。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把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效应完全看作是消极的，更反对把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作用说成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它强调，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并非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造成的。

　　威廉·莱斯认为，科学和宗教、艺术、哲学等高级文化形式一样，是同生存斗争直接相关的，并以高度抽象的形式表现着社会内容。而且“同一种科学制度既能够从人类的普遍敌人(饥饿、疾病和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人类，也能够支配精英们增强其控制个人行为的能力。”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P15)因此，科学只是一切先进技术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超纯粹技术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不能为对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一切所必须做出的判断、选择和评估形成一个客观基础做出贡献。它既不能被看作是控制自然的补充基础，也不能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高兹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通过批判“技术中性”论，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他指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的发展及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滥用导致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摧毁全球的生态系统。” (高兹.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M].波士顿1980年版,P102)同时他认为，技术本身具有不同的性质，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社会主义的技术，二者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核技术等“硬技术”代表了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利润，属于资本主义的技术。他深刻地指出，“核计划可以减少污染”的观点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错误观点。实施核计划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核放射、核事故、核垃圾，食物链中的核污染等等，都将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伤害。而且，核垃圾的运输和堆放也是一个难题，因为钢筋水泥建筑也挡不住核辐射，即使在国家的长期监督下用“冷却法”处理核垃圾，也需要几百年时间。所以，核技术不是“清洁技术”。他认为，太阳能、风力、地热等方面的“软技术”是小规模的分散化的技术，它们不能够被大公司、银行或政府垄断，更具人性化，属于社会主义的技术。这类小规模的、地方性的、可再生性的能源安全、清洁，不会伤害自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高兹由此提出，开展生态运动主要不在于停止经济增长，限制消费，而在于如何选择技术。社会主义有着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技术选择和原则。他说：“如果社会主义运用与资本主义一样的工具，那么它就不比资本主义好。对自然的统治必然通过技术的统治影响到对人的统治。”(高兹.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M].波士顿1980年版,P20)

　　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是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企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从工业资本主义一开始起，它对技术的选择就是以其对成本和销售额而不是以对环境的影响为基础的。因此，禁绝有害技术、阻止具有破坏性的技术的引入以及发展生态上合理的替代技术，这些社会运动与现存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总体格局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是理解资本所采用技术的类型及其对人和自然的影响的关键。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对工人的那种身心盘剥，其根源在于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本性，而不在于技术。”(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p.327)也就是说，造成工人异化的决定性因素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技术。现代工业技术，就其功能而言，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的市场目标和手段，而且也是控制劳动的手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密集型技术，如核技术，要比劳动密集型技术具有更大的生态危害性，它使大资本对劳动拥有更为直接的控制力。而且，核技术作为一种国家安全体系机制还控制了政治领域。“因此资本的技术成分的增长趋势不仅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且也是出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p.328)奥康纳还分析了消费技术及其对社会、生态的影响。他认为，同生产技术一样，消费技术或者产品更新不仅具有社会经济意义，而且也有社会政治意义。消费需求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损害之间的关系是由个人的“消费选择”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资本在市场的引导下，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以便维持利润，这导致了消费主义社会的普遍化以及生态上的破坏和浪费。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技术--并非仅指在工作场所、社区以及整个社会中的劳动关系和权力--对于生活方式常常是破坏性的。技术对于自然的破坏性后果使得生产成本上升，不仅造成了经济危害、而且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对立。由于破坏了自己的生产条件，资本有自毁根基的倾向。“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得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p.33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自我毁灭的现实使得资本主义在自然和资本两方面进入了一个长时段的调整期。这一长期的生态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调整时期，它潜在的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

　　用新的技术和社会机制来代替那些具有生态学和人类学危害性的技术，并以此提升生活质量，这是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积累资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不断地进行扩张。只有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技术才能得到发展，而不利于其扩张的技术则被排斥。因此，“资本主义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和与之相伴随的对稀有资源的不断增长的消耗导致了快速的复杂化了的环境问题。”(J.B.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96)在福斯特看来，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科学技术的认识、选择和运用方式是造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态危机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