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

　　黄森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这“四个划清”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第一条是总纲，其余三条完整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大领域的主要问题，我们应该完整地学习和领会。我想专门就划清文化问题的界限谈谈我的理解和体会。

　　文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和态度是不相同的。历史发展到现代，文化现象越来越复杂，人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也越来越大。为了正确落实中央关于划清文化上的界限的思想，有必要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四个划清”中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不是广义的文化。文化这一概念最初是非常广泛的，与文明这一概念同义，指人的一切社会性活动及其产品，包括人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和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但在现代的学术研究中逐渐出现对文化的狭义的理解，即把它仅仅视作文明的精神部分—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指思想、理论、科学、技术、伦理、文学、艺术、教育等活动及其产品报刊、书籍、互联网、诗歌、小说、音乐、电影、绘画、学校等。这样，人类社会就区分为三大主要组成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从而把文化看成文明的一部分。例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形态论认为人类文明区分为各种不同的文明形态，而文明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其中文化处于核心地位，文化决定经济和政治。近年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的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把经济、政治、文化并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来构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毛泽东在20世纪 40年代用经济、政治和文化来作为分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就完全是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处理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下半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社会结构逐渐成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人士之间的共同语言，这对理解社会问题，交流思想带来了不少便利。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以经济、政治和文化作为基本理论框架全面论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四个划清”的思想也是把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并列起来，那就是说，尽管三者是相互渗透的，但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文化是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而不是经济和政治，经济是物质活动及其产品，政治是社会活动及其产品。“四个划清”中提“思想文化”，我想就是为了区别于广义的文化。在日常语言中，广义的文化被广泛使用，许多文章、谈话把物质产品称作文化，例如说北京烤鸭是一种食文化，茅台酒是一种酒文化，龙井茶是一种茶文化，等等。但是广义的文化之所以是文化，不在于它的物质性，而在于它的精神性，即食品、酒、茶等中包含的人的知识、技术、艺术、评价、爱好等精神因素。因此，广义的文化的核心仍然是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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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产物，换言之，经济、政治是文化的基础，但文化一旦形成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指导思想的差异，人们对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的观点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西方思想家一般都认为文化才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因素。汤因比认为文明形态的区分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亨廷顿认为现代战争都是不同形态的文明之间的冲突，都是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引起的。这是他们以唯心史观来观察文化现象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文化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彻底贯彻了唯物史观的思想。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对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不同回答表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观，前者是唯心史观的文化观，后者是唯物史观的文化观;前者是不科学的，后者是科学的;前者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后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双方宗教信仰之不同，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内部藏着经济的政治的深刻根源。半个世纪以来的许多战争和许多尚未演变成战争的冲突，有的双方属于同一“文明”，依然发生了冲突;有的双方虽然属于不同宗教，但其冲突明显与宗教无关。“四个划清”中第二、三、四项顺序的排列，我认为是体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这种关系。

　　第三，文化是多元的，但主导的文化是一元的，不能搞多元指导或无指导。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不仅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多元的，只允许一种文化存在和发展，排斥多种文化，不仅不应该，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其结果必然是损人又害己，导致田园荒芜，山穷水尽。党的发展文化的政策始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决不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文化的多元性是非常复杂的。所谓“多元”是指各种文化现象的源头、基础各不相同，包括地区性差异、民族性差异、阶级性差异，等等。我想专门谈一下阶级性问题。

　　从文化的源头来看，有的文化因素来自生产实践，是没有阶级性的，如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有的来自社会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如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经济观点、政治观点等。前者只是社会意识，后者还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是多元的。目前谈得较多的是封建社会或地主阶级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或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属而又区别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区域性、民族性、无阶级性的多元文化，也存在着阶级性的多元文化，因为封建制度几十年前才消灭，资本主义因素今天在我国不但存在，而且有所发展，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更加繁荣。但如此看待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决不是一任多种文化的自发发展。党中央一贯强调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引导多种文化发展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化正处于发育成长之中，羽毛未丰，但它是最先进的最有发展前途的文化，只有它能承担统率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任务。为了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我们首先要正确理解和坚持文化的多元性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关系。

　　第四，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相比，是落后的，但决不能重犯过去全盘否定的错误，其具体内容的性质和作用须通过具体分析来理清，从而决定取舍。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人类史中延续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其间人类文明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其文化对历史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从整体说虽然过时了，其中仍有着大量有价值的东西，不能一概加以否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比封建主义对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更大更突出的贡献，而且它至今仍然存在于世界上多数国家中，其文化可以借鉴和吸收之处甚多，自然更加不能全盘否定。大致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可以区分为以下成分：经过分析显露出来的可以超越社会制度而具有长期积极作用的成分，如忠中包含的忠于职守的思想，孝中包含的善待和尊重父母的思想，等等;源于社会制度但尚未过时的成分，如与私有制相适应的许多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或腐朽堕落的思想，如极端个人主义、挥霍浪费的思想、权钱交易的思想、极端享受主义人生观，等等。还应指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还存在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因素，那就是源于人民的生产实践和改造社会的实践的文化因素，如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热爱人民、积极向上、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等优秀品德和思想。由于文化因素的这种复杂性，仅仅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界限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不能以这种界限来决定取舍，而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那么，划清这一界限的准绳、尺度是什么呢?

　　第五，只有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尺度，才能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显然首先要以社会经济制度为尺度来划分，但这是不够的，因为这不仅是要把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思想划分开，而且要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划分开，这就有待把其中健全的部分与腐朽的部分区别开来。这样，问题变成：划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健全部分和腐朽部分的尺度是什么?我认为最根本的尺度应该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作为价值尺度，其表述方式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第一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认为以此作为划清文化问题上的界限的尺度是最恰当的。他在报告中把这个价值体系细化为四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改革创新思想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用这些价值尺度来衡量一切文化活动、文化思想、文化理论和文化产品，就足以全面地彻底地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了。例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思想，危害祖国、背离人民的思想，反对改革创新、主张因循守旧的思想，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的思想，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应该指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尺度，决不是以它为标签简单地贴到某些思想文化因素上面。腐朽思想文化因素也是十分复杂的，其腐朽性有轻有重，有浓有淡，多种多样，千姿百态。我认为正确的方法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指导思想来具体分析具体的思想文化因素，然后作出具体的结论，采取正确的态度。如果多数党员、干部都能采取这种自觉的科学的态度来处理文化生活、文化思想和文化理论中的问题，那么，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必将大为提高。

　　(作者系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