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客观经济规律，进而指导实践。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新中国建设的近60年、改革开放的30年，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都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我国却走过了西方大约100年至150年的现代化历程，社会主义中国由一个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跃上世界第三经济体的位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在人类发展史上空前的，很值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总结，进而丰富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正是在前29年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结改革开放30 年宝贵经验，需要认真领会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阐发的“十个结合”，这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瑰宝。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伟大成就之际，美国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正在向实体经济扩张，变成了经济衰退，损失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许多国家蒙受灾难。此次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实体经济的衰退，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值得从深层次上研究。

　　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学者将眼光转向中国：30年经济年均增长9.86%，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奇迹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的学者更应当认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科学地总结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第一，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凸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遵循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方能全面深入地论述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同时，还要对每一个重大理论都进行辩证的分析，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第二，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不再照抄照搬以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子，更不能模仿西方经济学的范式。要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整体上揭示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

　　第三，力争全面系统地梳理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和演进历程，辩证地理清坚持、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如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科学发展观等等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直到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相关思想和发展变化及其实践基础，要进行系统梳理，对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理出一条线索，达到正本清源的要求。同时，要回答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国际资产阶级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同时又汲取西方经济学有益的东西。

　　第四，在理论建树上不断提出新论点、为中国经济学提供新鲜血液，而不要有教条气息。要以生产社会化规律为主线揭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内生机理，澄清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唯一社会基础、市场经济没有属性之分和市场万能论之类的误解;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升华为“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揭示科技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机制，深化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认识，很好地体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互动。

　　第五，把意识形态与分析工具有效地统一起来，既鲜明地强化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又精巧地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将二者紧密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宗旨定位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这就需要运用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运用丰富的资料和数据，把理论逻辑建立在扎实的根基上。面对多种矛盾复杂交错的世界和各种思潮互相冲撞的环境，我们应当倡导运用科学分析工具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学术导向。

　　构建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必然会遇到许多理论与意识上的障碍，其中“西化”的影响不可低估。新自由主义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它是在凯恩斯国家干涉主义不能应付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问题的背景下而崛起的，它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时兴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主要观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政策方面则极力鼓吹、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则必须坚决地反对和抵制。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这些年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来了个“华盛顿共识”，让拉美各国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国际金融管制等，出现了10年倒退，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大问题，政治上出现了大动乱。后来，拉美国家纷纷抛弃“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苏联的和平演变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分不开，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急转弯。俄罗斯听信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结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灾难，其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大。还有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附庸国。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格格不入的。

　　第一，我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取向，需要借鉴学习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一般运行机理的理论，但不能照抄西方模式。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主要依据中国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决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第二，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是不能改变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有的内涵。这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的观点是不相容的。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不仅在所有制关系上而且在分配关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

　　第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些是写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的。党的十七大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一个矫正。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对稳定经济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许多都是计划手段，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调控的。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都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市场去管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

　　因此，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实行多样化，包容各种思潮存在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要切实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主旋律教育人民，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