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0年前的五四运动，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高举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大旗，点燃了民族进步的火炬。90年后的今天，一群青年才俊发起成立了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他们以“守不移之志，治经世之学，开风气之先，成可大之功”为社

　　训，努力肩负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文汇报刊发学社日前举办的“我与五四：研究记忆传承”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文化自觉

　　■高瑞泉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20周年。提起这一巧合，是因为与世界范围出现的对“启蒙运动”和启蒙价值的反思潮流相呼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出现了批评。其基本论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并且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这种批评少说也有30年了，最初是来自现代新儒学，随后其范围慢慢扩大，有些曾经主张新启蒙的学者也加入了“启蒙反思”的队伍。我认为这种批评有其合理之处，它构成了正确理解现代中国，因而可能更全面地理解自我和现代性的必要环节。但是所谓“五四反思”的发展也出现了若干负面的现象，流风所披，很多青年以及媒体越来越被某种偏见所左右。今天对新文化运动应有更全面的估价，兹事体大，未能详论，这里只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讲四个问题。

　　一、后经学时代的创造精神

　　要了解新文化运动、判定它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时代要有准确的认识。对历史的了解，“通古今之变”，往往需要在较长的时段内来看，才可能看到历史的复杂性。

　　这个时代从文化上说，可称之为“后经学时代”。冯友兰先生曾把20世纪之前的中国哲学分成两个时代，即“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指先秦到《淮南子》时期，表现为诸子争鸣;“经学时代”，指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康有为，此时儒学成为独尊的学问，几乎所有的哲学创造都是以注经的形式出现，都有经学作为依傍。由此形成了两千年的“注经传统”。经学自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使我们具有共同的文化经典，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但它又有其消极意义，注经传统毕竟束缚了人们的创造，经典成为知识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来源。一代有一代之学，经学作为时代之学已经终结了。它或许可以成为个别人的爱好，但既不可能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成为主流的学术形式了。“经学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哲学进入“后经学时代”。

　　“后经学时代”有其特有的文化挑战和困境。最大的困境是原先以经学为代表的价值系统开始失效。因此，“后经学时代”最大的任务就是价值转换和重构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是中国进入“后经学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哲学更多地注意到知识的首要来源是经验，而不是经典。思想的自由、精神的创造开始有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无法想象中国人如何那么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来哲学，20世纪30年代体系性哲学的创造也恐怕难以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中国哲学之所以有一个创造的高峰，首先是因为“五四”把“创造”高高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后经学时代”当然有其固有的困境。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矛盾，是这个时代的困境。但是正因为此，又会持续地提供文化创造的强烈期待和社会需求，而且也只有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实践，才能引导我们走出困境。

　　二、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意识

　　反思五四时，“文化自觉”的说法很流行，它通常是指中国人在全球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背景下，要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它们是现代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根本。这诚然是“五四反思”的成果之一，但是这只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的一部分，而文化自觉是以传统文化的自我反省为前提。没有理性的反省，很难有健康的自觉。我认为，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意识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了突出表现，或者说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文化的自我反省意识达到了空前高度。

　　其实，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意识曾经有过一个解放的时期，并达到过相当高度，那就是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原因就在于，王夫之对以前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反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新的综合性的创造。因此可以说，早期启蒙运动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文化的自觉反省。但这种反省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反省截然不同，因为新文化运动有了和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作为参照，这一时期思想家们的知识来源远比明清之际更多元，知识的多元碰撞也使得思想更加自由，使我们逐渐摆脱偏见。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摆脱的最大偏见就是以为古代传统是天经地义的。当时人们赞成“重新评定一切价值”，这切中了后经学时代的困境,因为“天命”既落，诸说蜂起，我们需要对它们做理性的评判。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理性精神，它所持有的价值转换以及对传统做批评性检视的态度，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达到真正的而不是虚骄的文化自觉的前提。当文化保守主义呈现出非常激进的甚至昂奋的状态之时，坚持对我们的古老传统持一种辩证的态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自觉之所必需。

　　三、现代哲学多元融合的格局

　　近代以来，比起在经济和政治上变革的自觉，中国人在哲学上的创造是比较晚起的。大概到19世纪末，才通过一些留学生翻译了一些西方的哲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戊戌时期中国思想家普遍接受了进化论，它超越了各个派别。只有到了五四以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哲学呈现出多元的格局。思想的解放直接导致了哲学上的多样化，而多样化对哲学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五四时期的哲学多样化大致呈现出一个三角格局，它和文化上的三角格局是对应的。

　　所谓文化“三角”大致表现为：第一，文化激进主义，主张激烈的变革，对社会做通盘性的改革，强调传统的断裂。第二，文化自由主义。强调既要有进步，又要有连续性;既要有自由，又要有秩序。它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同文化激进主义是联盟的关系。可以说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极的中道。第三，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他们强调返本开新，重视从传统出发，强调连续性。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化上的“三国演义”不断改变着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地图。与文化上的三角关系相关，在哲学上也有三个不同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以及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

　　现代哲学的繁荣，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反省的自觉，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文化问题。从各种不同态度出发的不同哲学派别的争论，就有可能构成一个从意见到真理的过程。这三个派别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脉络，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三个派别共享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创造精神、理性精神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客观上，他们既互相争论，又共同实现着张岱年先生说的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有些人认为中国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20世纪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当然有中国哲学。而且将来人们从更长的时段看，会承认现代中国哲学是统一的世界哲学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今天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要对历史做出真正的辩证的综合的话，就一定要有文化的自觉，这种自觉既包括对传统的连续性的尊敬，也包括对非连续性的肯定。文化的发展一定既有连续性，又有非连续性，否则就只是重复，而不是创造。(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